我与书籍装帧 >> 幽幽天空设计欣赏网页设计原创作品

从小，我便爱好书。
从小，我便喜欢写写、画画。
自从我的习作被排成铅字，被制成铜锌版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我便梦想能成为一个作家，或一个画家。时代的激荡．生活道路的曲折，使我少年时代的理想没有能完全成为现实。但是，我毕竟没曾偏离自己所追求的方向，在为作家、画家服务的出版岗位上，我工作了快半个世纪。现在，虽然我已年近古稀，已经领到了国务院制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但我依然没放松编辑、出版、特别是书刊的装帧设计工作。
我开始和出版工作接触，是在一九三六年，那年我十九岁，在家乡江苏宜光，为宜传抗日救亡，在中共地下党员吴启璋(吴伯文)同志领导下，与沈毅(孔厥)等同志办了个文艺刊物——《平话》，但只出版了两三期，便遭到了查禁。其间虽只有几个月，但这是我学习编辑业务和印刷技术知识的开始，是我从事文化出版事业的起点。
抗战爆发，我赴抗日前线——山西。一九三八年到延安，人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院美术系学习。一九三九年夏，由组织调派到著名的爱国民主战土、社会教育家李公朴先生率领的抗战建国教学团，开赴敌后—晋察冀边区工作。一九四O年夏，教学团结束．大部分团员留在边区工作，我则随团长李公朴先生回重庆。公朴先生是读书出版社的创办人，他原想留我在读书出版社工作，后因生活书店更需要美术干部，我便被调到当时在国统区广大读者中有着巨大影响的生活书店。在这以前，我便是生活书店出版物和其他进步书刊的经常读者。我之参加党所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并走上革命道路，是这些进步书刊给了我很大的启发和教育。由于我爱书，又爱写写、画画，早就向往着能够参加文化出版工作，使自己的爱好和专长得到培育和发挥。当得知我将要到生活书店工作，夙愿得偿，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兴奋。书店负责人徐伯昕同志第一次和我谈话时，我便表示：不管工作条件怎样困难，书店的生活如何艰苦，我都要好好学习，努力工作，愿意终生为出版事业服务。
从此，我正式投身于文化出版事业，成为这条战线上的一名战土。
我进生活书店的初期，是在邹韬奋同志直接主持下的《全民抗战》编辑部工作。《全民抗战》是十六开本，土纸铅印的周刊。每期的封面上都有一幅结合当时形势的漫画，漫画大部分由特伟同志创作。由于当时制版条件差，周期长，而周刊的排印时间紧迫，封面图版往往不能适应出刊的要求，因此，我那时的主要工作，是将画稿复制成木刻，用木刻版直接上机印刷。此外的工作，是协助处理读者来信来稿、绘制题花、设计封面、计算稿酬……
韬奋同志是生活书店的创办人。他对书店员工，不论其职务高低，都平等看待，关切备至，充满着同志爱。他严肃认真对待工作，也要求同事们都这样，从收稿、看稿、改稿、送审、发稿、校对、印刷、装订到发行、宣传(刊登广告)，每一个环节，他都作出严格要求。比如校对工作，韬奋同志就曾宣布要以“没有一个错字”为“鹄的”。他聚精会神看校样，就象他认真对待写作一样。所以，在生活书店出版的书刊上，很少或没有错字，成为一个显著的特色。韬奋同志对书刊版面的安排也同样严格要求，务必做到整齐、大方，层次清楚，方便阅读。有时为了调整版面，他还亲临现场，与拼版人员共同研究。遇到字数多了排不下或少了排不满时，便即时改稿；若版而留出的空白较大，就加上适当的补白或广告。韬奋同志尤其重视读者来信，他曾说：“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就是看读者的来信，尽自己的心力，替读者解决或商讨种种问题。把读者的事看作自己的事。”因而亲自拆阅和认真答复读者来信，是韬奋同志办刊物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后来，随着读者来信的增多，他一人实在来不及答复了，才由专人来相帮．但他还是要尽可能亲自过问。凡根据他的意见拟出的复信稿，都要再经他审阅修改才寄发。当年，韬奋同志办《生活》周刊的销数从数千份激增至打破当时全国杂志的发行纪录的十五万五千份，生活书店由一个周刊社在十六”匕年中发展到在全国各重要地区建立起五十多个分支店，员工增至四五百，出书千余种、出刊十余家的巨大规模。这是在党的领导下，在韬奋同志身教言传中培育起来的“生活书店最可宝贵的八种传统精神”的结晶。这“生活精神”，“一日坚定，二日虚心，三日公正，四日负责．五日刻苦，六日耐劳，七日服务精神，八日同志爱”。
我刚进入出版岗位，亲聆的便是韬奋同志的亲切教诲，受到的是“生活精神”的直接熏陶，使我养成了从事进步和革命的文化、出版事业所必须具备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态度。另外，在具体的编辑业务上，当时还得到《全民抗战》的主要编辑、为韬奋同志处理日常业务的程浩飞同志的指导和传授。他帮助我懂得各种印刷字体、字号及其应用，懂得版式安排，使我认识到版面设计在出版工作中的重要性．培养起对书籍装帧的兴趣。
一九四一年一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国统区的进步文化事业遭到摧残，生活书店设在全国的五十余处分支店除重庆外都被查封，一些工作人员还被逮捕。韬奋同志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这种法西斯暴行提出了强烈抗议，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职务，并秘密离开重庆，出走香港。生活书店员工也不得不精简、疏散，书店总管理处被迫迁移香港。我的任务是护送韬奋同志的夫人及子女去香港。此时，原负责装帧设计工作的莫志恒同志已被疏散到桂林，他的工作便由我接替。自此我便专门从事书籍的装帧设计工作。
对书籍装帧，我在学生时代便发生了兴趣。常常把心爱的书用白纸或带色的纸包上个护封，在护封上画点装饰图案，有些厚本的平装书，还用布或绸糊在厚纸板上作个封面，与书芯粘牢，改装成“精装本”。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书．另外也想使书增加点“美”。当然，那时的审美趣味是很幼稚的，不讲究画的图案及色彩是否与书的内容相谐调，只单纯地为了“好看”。随着年龄的增长，读书范围的扩大，对书籍封而的审美水平也逐渐提高。当时，我最爱看陶元庆、郑川谷、钱君匈、莫志恒等美术家所设计的封面；从他们设计的封面上，能感受到的书的内容和倾向。生活书店所出版的图书的封面设计，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色。
当我接替了莫志恒同志的书刊装帧设计工作后，由于当时总骨理处人手少，我还要兼做宣传(设计广告)、出版和印刷等工作。当时，书店的总经理徐伯听同志，是韬奋同志的亲密战友，他对生活书店的创建和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他不仅在经营管理上运筹帷幄，进退有方，显示出了卓越的领导艺术，而对于书籍的装帧设计，以及印装、纸张等都十分考究，严格要求。在伯昕同志热情具体的教导和帮助下，我不仅从事装帧和广告的设计，还经常和印刷厂、装订所、纸行打交道，有时还要协助门市部布置橱窗和卖书。通过这些实践，使我较全面地熟悉了编辑出版业务—从书稿到成书的全过程。这对于一个出版工作者，尤其对一个专业的装帧设计工作者是十分必要的。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攻陷香港，我随书店领导经东江抗日游击区撤退到桂林。一九四二年回到重庆。当时，生活书店仍处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书店业务无法正常开展，经济上也很困难。书店很多员工不得不暂时疏散隐蔽，我也只好到一家烟草公司工作，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这段时间里，我一直与生活书店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继续为书店担负装帧设计工作。徐伯昕同志在桂林期间，经常给我来信，关心我的工作、
学习、生活和思想情况．其中一封写道：

我总感到国内还没有产生一位出色的装帧家，……这任务我希望你能担负起来。平时对学习方面能多看这类书报，和搜集这方面材料，能学习一种外国文更好。
最近武弟处的几幅，都还新颖，字体和风格上盼望你有更新的出现。
公司里虽有工作，但目前恐不能维持你的生活，你有暇盼能以你的日常生活告诉我。再会。

遵照伯同志的嘱咐，我便尽量挤出时间来钻研装帧业务，多方而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和思想水平。当时重庆的生活书店领导——方：挚武(即伯听同志信中的“武弟”)、薛迪畅等同志把书店(包括所用的其他牌号，如文林出版社、峨眉出版社等)的装帧设计任务交给了我；同时，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领导黄洛峰、沈静芷同志也经常要我为他们的出版物设计封面。我的业务水平就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得到提高。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生活书店在上海恢复正常的出版业务，被疏散的员工陆续回店，我也于一九四六年春调回生活书店，负责生产部门的工作，并继续从事图书、杂志的装帧设计。
我爱好文艺，更喜欢写诗。抗战胜利后，在我国著名诗人臧克家同志的大力支持下，我与友人林宏、辛笛、沈明等同志创办了星群出版社。出版过小说、戏剧、诗歌等文艺书籍，还出版了《森林诗丛》八册和由臧克家主编的《创造诗丛》十二册；并创办了《诗创造》和《中国新诗》两个月刊。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诗刊被查禁．出版社被迫停业。我第二次流亡香港。在上海这三年多时间，可说是我的生命力最旺盛的时期。白天在生活书店上班，晚上和假日在家写诗、编诗刊、设计封而。我先后出版过诗集《噩梦录》、《火烧的城》，长篇政治抒情诗《复活的土地》。设计的封面和装帧的书籍也很多，其中如《华伦斯太》、《莎乐美》、《手掌集》、《北望园的春天》、《泥土的歌》、《卖艺人家》等等。
一九四八年十月，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在香港正式合并成立了三联书店。我参加了三联书店的书籍装帧和美术方面的工作。这期间我设计了《战后欧洲录》、《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书籍的封面。还为迎接广州解放画了一幅三米多宽的宣传画。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被调到北京，先后任三联书店总管理处美术科、宣传科科长。一九五一年，人民美术出版社成立，我又被调到该社，先后任宣传科、版权科科长、设计组组长和编审级美术编辑。我的错划右派的帽子是一九六一年摘掉的，到一九七八年才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待遇。一九八三年十二月我离休了。
在装帧设计队伍里，我算个老兵。新中国成立之前，出版界设计业人员寥寥无几．工作条件也很差。建国后，社主义的文化出版事业受到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关怀，蓬勃发展，计工作者的队伍也逐渐壮大，工作条件也得到显著的改善这要感谢当时出版总署的领导胡愈之和负责指导装帧工作的王仿子等同志，他们为装帧设计工作提供了很多方便。尤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各项政策逐渐得到落实、贯彻，装帧设计工作也在国家出版局的领导下，清除了“左”的影响，把装帧设计工作从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装帧艺术面目一新，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丰富多采的局而。我们能够取得今天的成绩，当然不会忘记王子野同志和出版局其他领导同志所给予的鼓励和支持。近几年来，优秀的装帧作品不断涌现，而更值得高兴的是，这些作品中不少是出自从事装帧工作不久的青年，这说明我们的队伍后继有人，并且后来居上。
承蒙文艺界的老友和装帧界的同行的关注，以及岭南美术出版社的支持，今将我历来的装帧作品编选成册，以供参考，并为我国的出版史积累一些形象的资料。著名摄影家和设计家潘德润同志花费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完成了整册的摄影和设计工作。由于我平时不注意搜集和保存自己的装帧设计作品，再加上几十年生活的奔波，我手边留存的由我装帧设计的书刊只有百余种，靠了许多老朋友的热情支持，才找出一些建国前出版的由我装帧设汁的书籍，象作家姜德明同志便将他保存的星群版好几种书刊借给我拍照。尽管如此，四十年代和建国初期的书籍找到的还到二十分之一，特别是抗战时期在重庆出版的那部分，因大都是土纸本，封而用纸也极差，仅能找到的几本又都已破烂不堪，就只好挑几种请我的老伴赵友兰同志依原样重新描绘过以供拍摄了。如《多角关系》、《丽贝珈》、《论第二战场》、《太平洋现势手册》、《从防御到反攻》等就是。建国三十多年来，和我合作共事装帧设计工作的许多同志，如在三联书店时期的叶然、赵友兰；在人民美术出版社时期的陈允鹤、李文昭、曹洁等，都曾在我的一些装帧设计作品中出过不同程度的力。如《苏加诺总统藏画集》封面和环衬的图案纹样，是请曹洁同志帮助勾描的。作为我的装帧设计的组成部分的书名题字，有些是书稿作者手书，有些则是我提出具体要求而请书法家写的，后者和我合作最多的是黄苗子同志，如《中国文艺年鉴》、《消泉集》等书名都是苗子同志的手迹。他的书法富于装饰美，给我的装帧设计作品平添不少艺术魅力。至于图案设计，有自己创作的，也有用古代